任瑜：淺談精兵簡政

最近無意翻閱了一本雜志，看到了一些有關精兵簡政的文章，引起了一些感想，于是搜集并了解了少量相關知識寫下了此篇文章。

中國歷史上曾實施過多次精兵簡政。一代明君唐太宗就主張“官在得人，不在員多”。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太宗鑒于“州縣之數，倍于開皇、大業”，深感民少官多，決心革除這種弊病，他對宰相房玄齡提出“務省官員”和“量才授職”的要求。在唐太宗的強力推行下，中央機構官員由2000余人裁減為643人。想泱泱大唐，人口保守估計逾千萬，而中央政府官員竟不足千人!由于貫徹了減少數量和提高質量的辯證統一方法，唐太宗時期長安官員雖十去其六，然非但沒有削弱中央帝國的統治力度，反而開啟了燦爛輝煌的貞觀治世。元代學者戈直認為“省官”政策是貞觀一朝最大的善政，并論述了四條理由：官職減少則官員易于選擇，管理者有相對較高的幾率做到不遺失真正有才之士;官員數量少則薪水花銷容易供奉，老百姓不用承受沉重的稅賦;權力職責集中則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流程繁復和遇事推諉扯皮的難題;人數不多則減少了無事生非和紛擾爭奪。

“精簡機關、充實基層”更是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著名的“十大政策”之一。1938年10月侵華日軍逐步加大了對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進攻，同時國民黨頑固派也不斷掀起反共高潮，加緊封鎖與破壞抗日根據地。為解決黨、政、軍、民機構龐大，脫產人員過多，根據地物資供不應求的嚴重問題，1941年11月后，中共中央軍委和陜甘寧邊區政府先后提出了精兵簡政主義。

當時有持不同意見者提出精兵簡政可能導致邊區力量削弱以至于不能抵制敵人進攻，毛主席是這樣回復此類危言聳聽和阻攔意圖的，他說“(精兵簡政)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1941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實行精兵簡政，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并把精兵簡政確定為1942年全黨全軍的中心工作之一。毛主席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中要求精兵簡政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在中共中央領導下，陜甘寧邊區首先實行精兵簡政，并先后進行三次精簡，取得很大成效。隨后，各根據地普遍進行了精兵簡政。實行這一政策后，部隊的數量雖然有所減少，但戰斗力有所提高，并使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得到加強，從而更加適合敵后游擊戰爭的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精兵簡政仍是黨、國家和軍隊的一項重要政策。

根據總人口/財政供養人員的數值統計，縱向比較我國歷史上依次為西漢7948，東漢7464，唐代2927，元代2613，明代2299，清代911，建國初600;1999年世界各主要國家橫向比較為美國187，法國164，日本150，印尼98，中國則為30。對比這兩組數據可以看出，從國家層面來說實施精兵簡政的必要性。

目前我國大型國有企業獨立部門、中心不可謂之少，多數技術人員都曾碰到疲于簽字辦手續以至于技術工作不得不延期處理的現象;有些事歷經層層把關，方方面面參與，結果卻難以令人滿意，似有崗哨林立反不如一夫當關好使;有些組織，好像什么都管，又好像什么都不管;有時候一線基層的問題反饋上來又被太極回轉到車間現場;多少關系科研、交付的問題，研究制訂的措施最后竟止步于一紙公文。

對照國家總體戰略目標，結合目前現狀，我國在現階段推行穩妥的精兵簡政政策是極其正確的，是對科學發展觀的積極有效的貫徹。

通過本期的學習思考，我認為現階段大型國有企業實施的精兵簡政行動至少應從機構、人員、思想三個方面開展：

(1)并省管理部門，做實業務部門，降低職責劃分難度，簡化業務管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2)調整機關人員數量，大力充實基層現場，堅持量才授職，做到機關人員減少而整體實力升級;

(3)破除衙門案牘，洗滌官僚思想，避免形式主義，減少公文政治，樹立精品意識，大力倡導服務客戶和支撐現場的行動。